毛泽东晚年不止一次地复盘武汉世牛，认为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犯下的“最大历史错误”，就是没有在1949年到1950年初，集中第二、第三野战军的全部主力，一举解放台湾。
很多人将解放台湾计划的搁浅，简单归结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，以及两天后杜鲁门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。
这固然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但在这之前，一场无声的崩溃早已在海峡对岸发生。
台湾地下组织的覆灭1949年，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，席卷大陆。
蒋介石败退台湾，惊魂未定。
当时，无论是毛泽东、粟裕，还是隔岸观火的美国人，都对解放台湾抱有极大的乐观。
展开剩余90%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表示，台湾不在美国的西太平洋“安全防线”之内，情报部门更是断言台湾是“一艘必沉的破船”。
解放军内部更是士气高昂，粟裕最初计划动用第三野战军的8个军，就足以完成任务。
支撑这份乐观的，除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，还有一个巨大的底牌——潜伏在敌人心脏的“内应”。
这张底牌的王牌，就是时任国民党“国防部参谋次长”的吴石中将。
吴石的地位有多高？
他是国民党军队中，极少数能接触到全盘最高军事机密的人。
赴台之前，在南京，他以“船运紧张”为由，硬是把298箱国民党最核心的军事档案，包括长江防线部署图、空军基地坐标等，留给了前来接收的解放军。
这已经是一份天大的功劳。
1949年8月，吴石奉命赴台，这为解放军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情报窗口。
华东局迅速派遣女党员朱枫潜入台湾，与吴石建立联系。
在短短几个月里，吴石通过朱枫，先后6次将大量绝密情报送回大陆。
这些情报的价值无法估量，其中包括详细到令人发指的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》、舟山和金门守军的兵力火力配置、台湾适合登陆点的地理分析、海军舰队的部署位置、空军的机型和数量……
毛泽东看到这些用微缩胶卷送来的情报后，激动不已武汉世牛，赋诗称赞，并特别嘱咐：“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。”
有了这份“透明地图”，解放军攻台，几乎等同于拿着标准答案去考试。
原计划中“中心开花”的战术，即解放军登陆后，岛内力量迅速策应起义，成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。
然而，就在一切准备就绪，攻台箭在弦上之时，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，倒了。
这张牌，是时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的蔡孝乾。
1950年1月，蔡孝乾被捕。
与吴石、朱枫等人的坚贞不屈形成鲜明对比，蔡孝乾很快就选择了叛变。
他几乎供出了自己在台湾知道的所有地下党员名单。
对于国民党特务头子谷正文来说，这无异于天上掉下了一张完整的藏宝图。
在翻查蔡孝乾的随身物品时，特务们在他的技术本上，发现了三个不起眼的字：“吴次长”。
在当时的台湾，被称为“次长”的吴姓高官，只有吴石一人。
一场精心策划的抓捕开始了。
特务们没有直接动吴石，而是先闯入他家，用欺诈手段从他毫不知情的夫人王碧奎口中，套出了最近与吴石来往密切的一位“朱小姐”的名字——朱枫。
此时的朱枫，已经完成了任务，抵达舟山，即将返回大陆。
但蔡孝乾的叛变引发了连锁反应，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命令心腹沈之岳，立即封锁了所有通往大陆的海上和空中通道。
朱枫的返乡之路被彻底切断，最终在一家医院被捕。
随着蔡孝乾的彻底招供和朱枫的落网，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。
据统计，超过1800名地下党员和相关人士被捕。
这张精心编织了数年、即将发挥关键作用的情报网络，几乎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。
1950年3月1日武汉世牛，吴石在台北家中被捕。
被捕时，他仍在从容地烧毁最后的情报。
面对酷刑，他坚贞不屈，右眼被打到失明也未吐露半个字。
吴石的牺牲，对解放军的攻台计划意味着什么？
粟裕后来的报告一针见血：岛内敌人高度集中，对内部监控极为严密，我策反工作“不易活动与联系”。
他判断，岛内力量只有在我军登陆成功并站稳脚跟后才能发挥作用。
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：我们失去了“内应”，攻台将不再有“中心开花”的可能，只能变成一场硬碰硬的、惨烈的抢滩登陆战。
解放军失去了最重要的那双“眼睛”。
历史的最后关门声失去“眼睛”的后果立竿见影。
就在吴石等人被捕、情报网被摧毁后，蒋介石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：将驻守在舟山群岛的12万大军，秘密撤回台湾。
这是一次规模庞大的军事调动，在正常情况下，解放军的情报系统不可能毫无察觉。
然而，这一次，解放军真的成了“睁眼瞎”。
由于吴石情报网的覆灭，大陆方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几乎一无所知。
这12万生力军，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，如同幽灵般从舟山“漂移”到了台湾本岛。
台湾的守军力量瞬间从20万激增到超过30万，防御体系的厚度大大增强。
这12万人的成功撤退，比后来第七舰队的介入，更早地、也更实质性地改变了海峡两岸的军事力量平衡。
攻台的难度，已经从“困难模式”一跃进入了“地狱模式”。
在此之前，1949年的金门战役失利，已经让毛泽东和粟裕意识到了跨海作战的巨大难度。
9000多名解放军将士血洒滩头，让全军上下从渡江战役后的乐观情绪中冷静下来。
为此，毛泽东调整了计划，将原定的8个军攻台，大幅增加到16个军，总兵力高达65万，由粟裕统一指挥。
这其中就包括了战斗力极强的第四野战军的4个军。
这恰恰印证了毛泽东后来的悔意。
假如在1949年解放战争主力尚在东南沿海时，就将二野和三野集中起来，不分兵去解放大西南，而是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扑台湾，历史或许会是另一番模样。
但当时，追歼胡宗南残部、解放广袤的西南地区，在战略全局上同样重要。
历史没有给当时的决策者留下一个可以从容选择的完美剧本。
当解放军终于集结起16个军的庞大兵力，准备用绝对优势弥补跨海作战的短板时，他们最依赖的情报优势却消失了。
更糟糕的是，敌人还凭空多出了12万精锐。
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30分，台北马场町刑场，枪声响起。
57岁的吴石将军与朱枫、陈宝仓、聂曦等人一同就义。
仅仅15天后，朝鲜战争爆发。
又过了2天，美国第七舰队的战舰驶入台湾海峡，为摇摇欲坠的蒋介石政权筑起了一道物理上的“防火墙”。
原计划用于攻台的解放军第九兵团等精锐部队，紧急换上冬装，跨过鸭绿江，投入到另一场更为残酷的战争中。
解放台湾的战役计划，被彻底画上了休止符。
毛泽东的遗憾，并非一句简单的感慨。
它背后，是一连串环环相扣的事件：金门失利暴露了战术短板，兵力分散错过了最佳时机，蔡孝乾叛变摧毁了情报命脉，吴石牺牲导致了战略被动，舟山撤兵加固了敌人防线，最后，朝鲜战争的爆发，给这扇正在关闭的历史机遇之门，加上了一把沉重的铁锁。
今天，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，吴石、朱枫等846位烈士的名字被镌刻在石壁上。
他们的牺牲武汉世牛，与那段错失的历史机遇一起，构成了我们民族记忆中一段沉重而复杂的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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